中国学术发展到今天，学术语言的晦涩已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变成了专家之间秘密交谈的密码，甚至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在专家之间也变得不怎么透明。”大多数学术论文充满了让人费解的“黑话”。学术语言的费解使学术交流变得日益艰难，也使思想传播越来越无从谈起。提倡用浅白的语言撰写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已成为当代学术界迫在眉睫的任务，此一问题的良好解决可能会成为中国文化智慧复苏的标志。本报自今日起在“书评广场·观点”版开设“学术语言通俗化”的专题讨论，旨在通过这一讨论，明确问题症结所在，激发学界人士使用通俗语言撰写学术论文的兴趣，最终改善目前学术语言的晦涩状况。
1．学术语言虽然精致复杂，就像考究的礼服，但太多的成规和定式可能影响了想象力和灵性，结果产生的思想反而俗套简陋。
2．要求日常语言成为人文社会科学语言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可理解性和可参与性，更在于日常语言与真实生活及其问题有着最大最直接的接触面，我们最终不得不通过日常语言才能与真实问题见面。
3．学术语言的“日常化”与学术的“通俗化”是完全南辕北辙的两种事情，无论如何，学术问题永远是非常深刻的问题，决不能通俗化为普及教育水平。
语言是一种生活行为，又是一种拥有世界和观念的方式。它必须充满生活魅力，否则无法表达和理解生活的问题，就会变成虽在生活中却与之离心离德的一种变态行为，就会最终从生活中分离出去变成对虚无的表达。因此，学术语言需要不断到生活中回炉，证明自身的生活身份。语言“复性”的途径就是保持语言的日常性。日常语言是语言的根本和基层，它是日常生活不可分的部分。学术语言在日常语言中的印证可以表明学术语言在何种程度上脱离真实生活及其问题；同时，学术语言融入日常语言的程度也可表明它所开拓的问题的真实程度。
胡适在1916年提倡文学革命，特别是其中的“白话文”革命极大地影响了汉语书面表达方式，改变的远远不止是文学，而是整个语言和思想方式。由无数人的共同努力构成的白话文运动在数十年里取得重大成功，不仅创造了中国现代小说和诗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创造了比较注重语言逻辑关系的现代汉语，使汉语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现代科学的论证方式。这种现代白话文的成功建立在古典白话和西方科学—逻辑表达方式的顺利结合上，而它们能够顺利结合则是因为科学—逻辑表达方式就其本性而言是可以普遍转达的语言方式，虽然科学—逻辑表达方式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中产生的，但它没有明显的“文化拖累”。
但是，现代汉语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表达方式上却不太成功。在引进的西方学术表达中有相当大比例的概念和句式不仅没有成为白话，反而成为“黑话”，甚至连有极高文化教养的人也经常读不懂另一个专业的黑话。这不是翻译的问题，而是因为人文语言有着文化拖累。西方人文学术语言进入汉语是散架了的文化移植，它所牵动着的文化背景、意义定位和深层的意义整体却作为文化异体无法同化，人们仍然只能用西方的方式去理解它。不过真正的问题是现代人文汉语自己不够成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形成现代人文汉语时，对自己生活提出的问题和母语自身的语言发展潜力缺乏足够积极的关注，我们长期以来在学术思想里，更多关注的是异邦的生活和问题，结果多少造成了我们精神的失语症，于是我们“无话可说”而且“无语言可说出”。今天我们甚至都说不清“中国理念”——现在中国有什么样的文化目标和定位。我们是“无面目”的，因为缺乏自己创造出来的当代思想和话语，就只好使用“他思”和“他语”把我们自己生活的问题翻译成别人的问题，因此难免似是而非、鹿马不辨。这决非要拒绝他思他语，而是说，只有当我们自己能够开发出充满活力的语言才有能力活学活用他方话语（我们的大众语言就一直保持活力和主动性，因此能够贴切地接受外来语言）。
另一个更深层的也更普遍的问题是，现代科学知识的成功使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媚俗地深陷在知识制度和学术范式的模仿幻觉中。学者们生造了各种门派的专业概念体系和话语模式，以便使关于社会的“知识”显得很像是专门的科学。可是当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变成专家之间秘密交谈的密码，尤其是当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即使在专家之间也不是透明的，而是费解的、永远互相“误解”和“误读”，我们就有理由为这种低效率的语言感到忧虑。使用低效率的语言很可能是现在比较缺乏有永久性价值的“伟大文本”的一个原因（尽管并不缺少优秀文本）。学术语言虽然精致复杂，就像考究的礼服，但太多的成规和定式可能影响了想象力和灵性，结果产生的思想反而俗套简陋。
也许可以辩解说，思想学术的专业化发展要求语言的专业化，并且，那些行话在学术史和文本的“上下文”中终究是可理解的。那么这里就有必要讨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错误预设，即人文社会科学被假定为像自然科学一样是由专家们完全说了算的一种专门知识和技术。显然，只有当人们的日常感觉和观念没有资格用来说明问题时，学术话语才拥有知识的全权，可是对于生活和社会问题而言，不仅人人在事实上参与构成生活和社会，而且人人有权参与构思生活和社会。毫无疑问，关于生活和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道义上说都只能是一种“公共事业”，否则不可能形成健康的、开放的、全面的观念视野。既然社会和生活并非专家们的专业事业，而是属于人民的“公共事业”；既然人文社会科学讨论的不是像自然规律那样隐藏着的秘密，而是属于人民切身利益的公开命运，那么人文社会科学语言就不能与日常语言不兼容，不能在日常语言中显示为乱码，而主要必须是公共语言或者说民主的语言，即日常语言。任何藐视日常性的思想只能证明这种思想对构成真实世界、生活和历史的决定性力量缺乏了解。
要求日常语言成为人文社会科学语言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可理解性和可参与性，更在于日常语言与真实生活及其问题有着最大最直接的接触面，我们最终不得不通过日常语言才能与真实问题见面。当说出一种语言就制造了一个世界及其问题，一种关于生活世界的学术语言制造了一个专业的世界，于是我们有理由审问那种学术语言和专业问题对于我们身在其中的真实生活是否充分有效。学术语言能够帮助我们更抽象地思考问题，这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学术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伪造问题，在剥夺生活的原本问题和真实感觉。日常语言是所有可能的语言的基本语言，学术语言只能在日常语言的基础上生长出来并且在日常语言中获得最后的意义定位和解释。假如一种学术语言所幻想的意义是日常语言所不能承受的、在日常语言中无法解释和理解的，那么它就只不过编造了一些它自己也不能真正理解的伪意义和神话。专业文本的“上下文”并不是思想意义的充分“上下文”，真实的生活世界和日常语言才是最后的“上下文”，因此人文社会科学最终需要在日常语言中找准感觉。
也许有一点特别需要强调：学术语言的“日常化”与学术的“通俗化”是完全南辕北辙的两种事情，无论如何学术问题永远是非常深刻的问题，决不能通俗化为普及教育水平。学术语言“日常化”要求的是保持思想的生活现场感以便开拓甚至更深刻的问题，而“通俗化”却是以启蒙为名以便商业操作。
概括地说，人文社会科学所以需要学术白话文，至少有这样的理由：
1．日常语言是最丰富的语言。它更自由，有更大的思想想象力余地，更有利于形成广泛对话，开拓更多的思想来源。另外，当一种语言存在着一些自身无法解释的性质，就需要相对比较丰富的“元语言”进而“元元语言”去解释，由于日常语言是最丰富的语言，因此它是充当最后解释的“最后元语言”，是一切语言的“母语”。它与学术语言不但没有矛盾，而且事实上还是学术语言的最终解释，因此它随时接纳鲜活清楚的学术语言；
2．日常语言是最直接的语言。通过日常语言能够保持思想的现实感，而且，由于它表达着思想问题的原生态，因此，使用日常语言有利于使在某些造作的学术概念影响下逐步失真失控的思想问题恢复其真实意义；
3．日常语言是最敏感的语言。它与真实问题的变化是同步的，这种“鸭先知”的感觉有利于保持思想的前卫性。显然，假如思想失去前卫性，就容易退化为陈词滥调。
以上观点我在近3年来的多种著述中分别有过尝试性的表述，也征求过一些学友、诗人和艺术家的意见，今天作此比较集中的表述，不敢自以为是，仍是抛砖引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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